工作与人生

原文

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，拿一日来比喻认得一生，现在正是中午。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，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，然后就投入工作；在政务十分，他的精力最为充沛，但已隐隐感到疲惫；到了黄昏时节，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，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。按我这种说法，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。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。我知道在中国，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成是一生的主题。把儿女养大，自己就死掉，给他们空出地方来--着是很流行的想法。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，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：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做一生的主题。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，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。我在哪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碑上写着：副系主任、支部副书记、副教授、某某教研室副主任，等等。加入能把这些“副”字去掉，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，但这些“副”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到美国的公公墓里看过，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：一是生卒年月，二是某年至某年服过兵役；这就是说，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情值得记述：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，以及这位公民曾经为国尽忠，写别的都是多余的，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……

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，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吧。 

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：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，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。相比之下，从金钱、权利、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，总要受到制约。举例来说，现在把生儿育女作为生活的主题，首先是不合时宜；其次，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，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；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。我对权利没有兴趣，对钱有一些兴趣，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--做我想做的事（这件事对我来说，就是写小说），并且把它做好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我想，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。 

根据我的经验，人在年轻时，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的一生要做什么。在这方面，我倒没什么具体的建议：干什么都可以，但最好不要写小说，这是和我抢饭碗。淡然，加入你执意要写，我也没理由反对。总而言之，干什么都是好的，但要干出个样子来，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。人在工作时，不但要用到手、腿和腰，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。我总觉得国人对着后一方面不够重视，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。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，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……

人活在世上，不但有身体，还有头脑和心胸--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。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，科学还不能说清楚。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。对我自己来说，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。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，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；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，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。罗素先生曾言，对人来说，不加检点的生活，确实不值得一过。我同意他的意见：不加检点的生活，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。人必须过他可以过的生活，这恰恰是改变一切的动力。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 

中国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：只要能护着就是好的，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。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：《活着》、《找乐》……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，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，从而使生活本身是去意义。高尚、清洁、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，这也能得到共识。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，那就是：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，决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，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。以小喻大，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。

作者简介

王小波（1952-1997），当代著名学者、作家。出生于北京，先后当过知青、民办教师、工人，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，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，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。1988年回国，先后在北京大学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。1992年9月辞去教职，做自由撰稿人。

他的代表作品有《黄金时代》、《白银时代》、《青铜时代》、《黑铁时代》等。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。